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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车上书公车上书

在我国汉代的时候，曾经有用公家车马接送进京应试举子的人的规定，因此后来就以“公车”作为进京应试举子的代称。即应试举子的人，又称为“公车”。

1895年春天，康有为、梁启超同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举人们大为震惊。各省举人先后到都察院请愿，反对签约。康有为抓住这个时机，于5月1日，邀请十八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宣读由他起草的上皇帝万言书，在上书上签名的有1300多人。第二天，康有为等人将上书递到都察院。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天演论》

严复(1854～1921年)，字又陵、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在英国时，广泛而直接地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回国后，他致力于译著，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思想与文化名著的翻译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译述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沦》。

《天演论》即进化论，翻译的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一书的前两部分，赫胥黎用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原理，来解释社会现象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生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这种用生物进化规律来解释社会发展，在西方是帝国主义用来为弱肉强食的殖民政策服务的。严复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许多案语，阐发他自己的见解。有的案语的篇幅，往往与译文不相上下。1895年，严复译成《天演论》，1897年12月在《国闻报》的增刊《国闻汇编》上陆续发表，第二年4月正式出版。他是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场上翻译《天演论》的。这本书发表和出版的时候，正是中国被列强瓜分最严重的时刻。他大声疾呼：中国如果不变法图强，就无法逃脱“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亡国厄运。严复不仅给人们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重要的是给人们指出了争取民族复兴的前景。他号召向西方学习，人人努力，中国就可以由弱变强，就能“与天争胜”、“自强保种”。

《天演论》出版后，风行全国，鼓起了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信心。不过，严复在欧洲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里贫富对立现象，他认为“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尽管他不能正确解释西方国家贫富差别的原因，但他却认识到这种贫富之差“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他在维新派中算是例外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因为维新派当时都把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包括其社会政治制度说成是尽善尽美。

第二节    百日维新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出现严重的民族危机。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工业的浪潮。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

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人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早期的维新思想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19世纪90年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

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好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接受严格的传统封建教育。1879年和1882年，他先后到香港和上海，阅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籍，目睹了当时资本主义都市文明。经过几年的探求，他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优越，从而逐渐产生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革中国现状的变法维新要求。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招徒讲学，阐发维新变法思想。梁启超是他的学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的代表作，它有力地冲击了顽固守旧势力，奠定了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被称为“思想界之大飓风”、“火山大喷火”。1895年春，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使维新思想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1895年夏，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编辑和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接着，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强学会在北京成立。从1895年到1897年间，国内设立的学会、学堂、报馆共五十多所，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他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光绪帝读后深受感动，令康有为提出变法的具体办法。1898年初，康有为呈递了《应诏统筹全局折》，请求光绪帝确定维新变法政策。这个奏折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施政纲领。1898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组织救亡团体保国会。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各地设立分会。保国会具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在保国会影响下，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相继成立，维新变法的浪潮激荡全国。

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准许专折奏事。光绪帝还委任梁启超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擢升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负责起草变法的上谕诏书。从6月11日到9月21日，新政共推行了103天，所以又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

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

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学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变法诏书的颁布，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有利于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因此，这次变法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的拥护，得到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新政内容没有涉及维新派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这表明维新派的行动，比他们的宣言退步了。

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实行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在当时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具有进步意义。同时，戊戌变法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并指出变法的首要目的是救亡图存。这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作用。戊戌变法同时也还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抨击，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办法，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在顽固势力的进攻面前，他们又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因此，维新运动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归于失败。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行不通的。